甘龙是秦孝公时代的臣子，他的后代甘茂、甘罗都成为了秦国的国相，得到了秦国君主的重用。他是秦国有名的世家贵族，也是反对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反对商鞅变法，可是并没有什么用，但是他为何要反对呢？

　　商鞅变法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很有名，经过变法图强，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而跻身春秋战国四大强国之一。按理说，很多政治家应该都能够看到变法的作用，像甘龙这样家族世代从政的，更是能够看到这一政策的好处，为何他毅然决然的站到了反对变法的队伍里面呢？总之，这件事有很多需要人们去探索的地方。

　　商鞅的变法政策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但是一个政府，并不是君主想怎样就怎样的，世家贵族的权力同样很庞大，甚至可以左右君主的决策。商鞅面对的最强大的政敌就是甘龙，这个老人家是秦国的老臣，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若是变法这条政策能够通过，首先就得说服这位老顽固。

　　可是甘龙却并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他看不起商鞅，更对商鞅激进的变法策略感到不满，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这是政治，你一变法，你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吗？此时，秦国四周都是强国，他们就像是饿狼，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盯着

　　秦国这块肥肉，等着秦国内部出问题，然后趁机吞并秦国。若是变法出了任何差错，那就可能断送了先辈们苦苦得来的成果。

　　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期，甘龙也是朝中的一员重臣，他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的大局，是整个改革势力的先行者和领导者。正是因为甘龙亲身经历过这种大型的彻底的改革变法，所以他十分清楚，这项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如今秦国的人力、物力，均还在那个承受标准的边缘徘徊，稍有不慎便会灭国。

　　秦国一向分为两派，一派是老牌势力，就是世家贵族，他们不支持变法，因为变法之后，他们的权力地位都将受到威胁。当然，这是出于利益方面考虑的。甘龙虽然也是世家贵族，但是他对秦国的贫富差距有着很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和世家贵族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懂百姓们的贫弱，可是世家贵族却根本不关心这种低贱之人的生活，他们只想要利益而已。所以，甘龙在秦献公时期是主持变法的先行者。

　　可以看出，甘龙在任时，先是支持变法，但是不是无限的、深刻的变法，而是有节制、有范围的变法。后来，甘龙反对变法，他更偏向于复辟的那一类势力。而他所支持的复辟也不是完全的复辟，而是部分复辟。比较两种极端势力来说，甘龙属于中间派的。

　　有一天，秦孝公找到甘龙，他问他：“先生，我想在各国颁发告示，召集那些有才能的人，达到强国的目的，这么做是否可行呢？”甘龙一听，回答道：“好啊，这怎么不好啦，君主有这个强国的志向就是好样的，你放心，我会支持你的。”所以说，初期的时候，甘龙和秦孝公的目的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自己国家强大起来。

　　甘龙的政治主张一是秦国不推行新政就会不断衰弱，甚至走向灭亡；二是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三是不触动穆公祖制才可变法。

　　在商鞅进行变法的时候，甘龙这个狡猾的老头子，为了不触怒圣颜，只好暗中观察变法所带来的效果，以及看它是否有违背祖制的地方。秦孝公一死，老头子马上就跳了出来，说是要停止变法，恢复穆公祖制。秦惠文王也不喜欢商鞅，就顺着甘龙的意思，派人抓捕商鞅。商鞅在秦国变法以后，秦国他是待不下去的，只能回到自己母国，最后商鞅被车裂了。

　　史朝义和安史之乱有什么关系？

　　史朝义是唐朝人，史思明之子，安史之乱的领导人物之一。安史之乱历时七年，许多人的命运都因此改变，唐朝的命运就是这样，自安史之乱之后，极盛的盛唐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史朝义和着这安史之乱有何关系呢？

　　唐朝的强大，来自于几代君王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唐太宗、唐高宗、武后等人在位时，多次开疆扩土，扩大了唐朝的疆域，传播了盛唐的名声和国威。辽东、突厥、吐蕃、回纥等地区经常和唐朝边境地区互有摩擦，中央对边境的控制总是有些“虚弱”，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节度使的权力极大，《新唐书》中记载“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所统治的一个镇，就是周边十多个州的区域，地域极广不说，所拥有的权力也很大。节度使能够充当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对管制地区拥有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可是十分明显的看出来这种策略的不妥之处了。自从建立了节度使这一官职之后，各地的节度使在所统辖的区域内，权力极大，雄踞一方，军事能力强悍。加上唐朝外强内虚的军事部署，使得这些节度使更加肆无忌惮，逐渐就不把中央的皇帝看在眼里。

　　其实在唐朝最初的时候，军事部署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太宗和高宗都将重兵部署在京城附近的几大重镇，内重外轻，就是为了保证中央统治的权威和安宁。唐玄宗是第一个对这种政策作出改变的人，他外设节度使，交给节度使统领士兵镇守一方的权力，还让安禄山一介胡人担任了三个镇的节度使。安禄山统治的这三个镇，面似分散，实则相连，他拥有的兵力甚至达到了20万之多，远远超过了周边的节度使镇，也远远超过了中央的8万兵力。这种情况下，除非是像蒙恬那般忠诚于皇室的人才不会拥兵自重吧！

　　唐玄宗早年的时候还好，他年轻四处征战，也征服了不少的地区，但是步入中年以后，他开始不再励精图治，而是沉迷于酒色，迷恋杨贵妃，不问政事。政府越来越腐败，奸相杨国忠在朝中大力打压异己，搜刮民脂民膏，通敌卖国。安禄山任节度使还不够，为了得到更多的东西，他还拜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为母亲，受到玄宗的宠信。朝中，安禄山和杨国忠两人争斗已久。安禄山统辖的河北一带完全就是胡人的天下，他们所受的汉化极浅，俨然就是一支胡人军队和小国。胡人骁勇善战，安禄山自恃兵力强大，以消灭杨国忠为口号，掀起了反叛。

　　安禄山手下有一个心腹，也是他从小到大的玩伴，他就是史思明，是一个突厥人，有勇有谋。唐朝的都城长安就是史思明攻下的，史思明在安史之乱中带兵出征，一路都是胜仗，后来才开始被阻挠。由于史思明建立了很多军功，安禄山封他为节度使。安禄山攻入洛阳以后，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国。安禄山的次子安庆绪，因不满安禄山疼爱幼子，杀了安禄山，取代了安禄山的位置。史思明后来杀了这安庆绪，还夺走了皇帝的位置。可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安禄山被儿子杀死了，史思明杀了安庆绪，可是史思明接着又被自己儿子史朝义给杀了。杀了史思明以后，史朝义就成为了叛军首领，他胆怯懦弱，又有很多臣子不服他，没有办法，内部出了问题，外部也不能幸免，史朝义战败，多次想要逃走，奈何人家就是不开城门，他只好骑马回幽州，自尽死掉了。

　　史朝义一死，耗时七年的安史之乱就彻底结束了。<
商鞅刑法为什么那么残忍?商鞅变法都有什么刑罚

　　说到公子虔，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商鞅作为外人，为何敢削掉公子虔的鼻子?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明确一点。《大秦帝国》是历史小说，不是历史。公子虔并不一定是秦献公之子。《大秦帝国》作为历史小说把公子虔设定为秦献公长子，这是增加戏剧冲突性，表现秦孝公和商鞅变法的决然，但是在史料中没有看到记载公子虔一定是秦献公长子的史料，只能说公子虔是秦国宗室的一个成员。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更加看清历史真相。

　　削鼻子，在古代被称为劓刑，属于中国古代肉刑五刑之一，在隋朝之后被废弃，肉刑五刑主要是：墨、劓、剕、宫、大辟，按照罪行的轻重顺序可分为：

　　墨刑即黥刑，意为在身体上刺字;劓刑，割掉人犯鼻子的刑罚。剕刑即刖刑，指断足宫刑，男子割势、妇人幽闭的刑罚。大辟，死刑一般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依照“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五刑是很少用在当时的贵族身上，除非是贵族自身做了一些罪过很大的事情，此外也是为了照顾贵族阶级的体面，一般贵族罪孽深重，也只是处以死刑，不会处以墨、劓、剕、宫四种刑法，其中的劓刑也是如此。

　　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才会被处以劓刑呢?《周礼·秋官·司刑》注:“易君命、革舆服制度、奸轨盗攘、伤人者,其刑劓”，即违抗国君的命令、破坏规章制度、好淫偷盗、破坏治安、打架斗殴、伤人身体者。一般而言受过劓刑的人由于容貌尽毁，基本上不会见人，很多受刑者都选择前往边关了此残生。所以劓刑对人的精神伤害极大，很多贵族宁愿死也不会受此刑法。

　　公子虔之所以受此刑法很多人的看法是：他违抗国君的命令、破坏规章制度，符合周礼，也就是违背新法。当然作为宗室贵族，公子虔也可以选择死刑，但是秦孝公和商鞅却特地将他割鼻，很显然就是为了震慑其他人。但是有一个问题的关键点就来了：公子虔是否违抗过国君的命令?

　　在历史上商鞅胆敢削公子虔的鼻子的记载，可以看到不同的版本。

　　第一个版本(大部分接触的《史记》版本)

　　公子虔在历史上的记载极为简略，马非百先生的《秦集史》为公子虔做过传，但是大部分内容来自于《史记·商君列传》。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公子虔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说是赤裸裸的挑衅秦孝公的权威，公子虔本人两次参与反对变法的行动，简直是挑战秦孝公变法的反对派领军人物。

　　1.公子虔的第一次受刑。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史记 商君列传》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但是一开始就受到的很大的阻力，秦国都城之内说新法“不便者”就数以千计，这些人应该都是守旧的贵族，并非是平民百姓。随后发生太子带头违法的事件。

　　不过按照历史事实的推测，此时的秦国太子太子很小，因为秦孝公在公元前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此时的秦孝公年仅25岁。从秦惠文王和秦昭王行冠礼的时间可以推测：秦国国君行冠礼是22岁，而秦国国君通常生育子女的时间应该是20岁左右，从秦孝公的年龄看，此时的秦国太子即秦惠文王很小，应该是一个不超过5到6岁的幼童。(ps：这是《史记》的一个bug)

　　小孩子能够有判断力吗?为什么要违背国君兼父亲秦孝公的权威去冒犯新法呢?所以按照《史记》的记载推测，只有可能就是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两人怂恿的，公子虔和公孙贾从名字看各自都是秦国宗室成员。

　　在这次太子犯法的行动中，商鞅以处罚太子为借口，将矛头就指向了公子虔和公孙贾，随后公子虔受刑，公孙贾被刺字。这场对抗权威的事件以秦国宗室失败结束，秦国的各个小贵族自然也只能服从新法，最后新法推行，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2.公子虔的第二次受刑

　　公子虔的第二次犯法在《史记》的记载中极为简略：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这件事发生在在商鞅推行新法四年之后，此时的商鞅在秦国的地位急剧上升，因为商鞅不仅升任为大良造庶长，相当于秦国的丞相，而且商鞅带兵攻下了魏国的安邑，此时的商鞅地位可以十分稳固，而且秦孝公的变法十分具有成就，紧接着商鞅开启了第二次变法。但是在实施四年之后，公子虔再度触犯新法，于是这一次商鞅对公子虔实施劓刑。

　　如果就《史记·商君列传》的事实来看，确实是公子虔咎由自取，第一次怂恿年幼的太子违法，第二次自己孤身犯法，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处置公子虔，自然不会遭到非议，毕竟公子虔在秦国变法成果显著的情况下还要违法，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第二个版本(接近历史真相的历史记载)

　　但是在近现代的历史研究中，很多人《史记 商君列传》的记载的年份并不是很准确，钱穆先生曾经写过《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商鞅考》来说明了一下公子虔是否两次犯法，杨宽先生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采纳了钱穆先生的判断，两位大佬将太子违法的事件推到了秦孝公十六年，即公元前346年。

　　商鞅在秦国的经历也变成了这样：

　　秦孝公元年(公元前361年)，商鞅入秦。

　　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向秦孝公诉说变法之事。

　　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商鞅被拜为左庶长，筹划变法。

　　秦孝公七年(公元前355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开始变法，这场变法一直延续到秦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去世。

　　这个经历就和很多人的想象中的商鞅入秦变法完全不一样。

　　而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犯法发生在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秦记》的记载，秦惠文王19岁登基，放到现在应该是18周岁，当时正值秦孝公二十四年(公元前338年)，那么秦惠文王出生于公元前356年即商鞅变法开始的那一年。

　　在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时，太子已经10岁，此时的变法已经持续整整十年，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能够当太子的师、傅也应该岁数偏大，他俩也在商鞅变法的十年里生活，当初的兵法讨论中，有甘龙、杜挚反对变法，但是秦孝公一意变法，此后秦国的变法继续推行了十年。即使是秦孝公在秦孝公十二年(350年)推行第二次变法，距离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46年)也有4年多。

　　从现实来看，公子虔和公孙贾似乎并无理由在多年之后怂恿太子犯法以此表示反对变法，而且此时的秦孝公35岁，正是壮年时代，而且牢固的统治秦国十六年，公子虔和公孙贾作为宗室也没有理由去反对国君和家族之长的变法，因为这没有利益可图，而且他俩还是新君的老师，新君登基作为老臣，恩惠也是很大的。

　　极有可能的事实是太子自己犯法，这在商鞅自己的话语中也得到了体现：

　　法之不行，自於贵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

　　在太子犯法的情况下，商鞅也不可能处罚秦孝公的儿子，那么总需要人为此负责。

　　于是教导太子的公子虔和公孙贾就成为目标，所以太子犯法就是师傅教导不当，太子违抗国君的命令就变成了公子虔和公孙贾违抗国君的命令，按照先秦律法，身为太子傅的公子虔被商鞅处罚，处以劓刑;身为太子师的公孙贾被商鞅处罚，处以黥刑。公子虔和公孙贾为太子顶罪，自然在无奈之下接受刑法。公子虔在受此耻辱性刑法之后，八年躲避在家中，未曾外出，心中对于商鞅极为痛恨。

　　另一点原因就是商鞅此时在秦国的地位十分崇高。在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商鞅即升为大良造，由于秦国当时没有设置相一职，实际上大良造就是相国，商鞅一直担任大良造直到秦孝公去世，到处罚公子虔时已经担任大良造六年之久，一直主持秦国的变法，可以说商鞅是秦孝公的心腹忠臣和最大助手，公子虔和公孙贾自然也无法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