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古代宰相和王爷，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宰相，百官之首，地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国家大事有一定决策权，一般是能力比较出众，皇帝信任的人才能担任。

　　王爷一般是皇帝的叔伯兄弟，或对江山社稷有过重大贡献的人才能当王爷，在许多电视剧中，可以看到王爷是很风光无限，地位颇高。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是百官之首，一个是皇室王爷，在古代，是王爷的地位高些，还是丞相的地位更高呢?

　　其实王爷和丞相的地位并不分谁高谁低，主要是看有无实权。

　　宰相，官居一品，百官之首，引领百官执行全国管理工作，皇帝虽然是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但精力有限，不可能事事亲为，很多事情都是依靠宰相在决策，权力很大。

　　王爷，并不算是一种官职，王爷是代表身份的爵位，说大可以比丞相大，说小可以不如一个县令。关键是看皇帝的信任、手上的权力，在汉朝，“王”其实就是一个诸侯国的皇帝，在自己的封地里面，他比皇帝大。有没有权力要看是什么情况，在身份上，王仅次于皇帝，在权力上，就看皇帝让他管什么事情了，王爷掌管兵权的话，皇帝还要看他脸色呢?

　　所以不论是宰相还是王爷，决定地位的还是手中
古代在西安建都的几个王朝都是?历史上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有哪些

　　大家好，说起西安的话，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我国古代有五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南京五都，几乎占据了整个封建时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西安从历史渊源、王朝建都数等来说，更是位居五大古都之首，有“十三朝古都”之称，杜甫有诗云：“关中自古帝王都”，指的就是西安了。

　　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在历史上共有十三个王朝选择在此建都，除了以上所说的秦朝、西汉、唐朝、隋朝四朝之外，最早选择在西安一带建都的就是周朝了，当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因素，所以周朝的国都丰、镐二京的位置，只限于现西安市的西郊，称之为“宗周”。

　　之后周灭商，为了更好地控制东边国家，于是选择在洛阳建立陪都，称之为“成周”，一宗一成，就表现出了周朝时期，西安和洛阳两者的地位，洛阳的建立彰显了周朝的成功，标示着周朝成为一个名义上的大一统王朝，但其根却一直保留在西安(宗)。

　　自西周之后，还有秦朝、西汉、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以及曾短暂建都的东汉末年和西晋末年，共有十三个朝代在此建都，即使不算东汉和西晋，其十一朝都城的地位也是冠绝其余四大古都的，就算不算那些割据政权，那有西周、秦朝、西汉、新莽、隋、唐，也足足有六个大一统王朝的底子，“帝王之都”的名号名副其实。

　　历代帝王之所以多选择在西安建都，主要还是因为西安的地理环境十分优越，其坐落在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之上，四周山河环绕，秦岭在南、陇山居西、北有黄土、东隔黄河，有黄河淤泥的沉淀，关中一带沃野千里，形势险要，且对外交通十分便利，有孔道直通关东，以便遥控，有渭河运输物资，可保资源不断。

　　秦国著名战略家范雎就曾对秦昭王说过西安的地理优势：“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一旦天下有变，西安通过各处关隘就可以扼断南、西、北三面，仅留东面一处，可以慢慢地休养生息、等待时机东出以争天下，秦国、刘邦、杨坚、李渊皆以此成就帝业。

　　东边虽让需要面对敌人越过黄河的危险，但自秦国修了函谷关，东汉修了潼关之后，西安的东面防御力被大大地加强，潼关乃兵家必争之地，为关中四关之首，南有秦岭、北临渭洛，西靠华山，东盘山险，雄踞三辅要冲，乾隆皇帝曾御笔留下潼关“天下第一关”的盛誉，有“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之说。

　　西安的农业、地理，加上潼关、武关、大散关、萧关这样的重镇保护着，后方有四川、关西的后勤补给，这才成为了历代帝王建都的首要之选，只是之后随着黄河、渭河的积淤过多，西安的运输、灌溉能量缩减，而东南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西安才逐渐退出了都城霸主的竞争，转而由开封、南京、北京来逐鹿。

　　可即便如此，西安的地位还是其他四都无法撼动的，即使的宋朝、明朝、清朝这样没有建都西安的王朝，其君主在一段时间里也是意属过西安的，宋朝建立时，赵匡胤对开封并不是很满意，它地处平原，四处无险可守，他的理想之都还是西安或洛阳二都，可是因为当时天下漕运力量最强的是江淮地区，而开封靠近江淮，可以更快地获得物资，减少消耗，而在这一点上，西安和洛阳明显不符合这一条件。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定都南京，但由于北方蒙元势力虎视眈眈，所以朱元璋也动过迁都的想法，在列出的都城名单中，朱元璋千挑万选，排除了洛阳、开封、北京、凤阳等地，独青睐西安，并在洪武二十年派太子朱标巡视西安，做日后迁都的准备，可是朱标巡视回来后染上了风寒，支撑了半年就去世了，西安从此成为了朱元璋无法承受之重，迁都也不了了之了。

　　而在清朝末年，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更是有五次打算迁都西安的想法：

　　第一次是咸丰年间，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赶到了避暑山庄，感到北京难以再维持一个王朝的尊严，于是询问部下迁都之事，除了迁回老家盛京这一提议之外，咸丰较为满意的是迁都西安，希望借西安的地位和天险冲破压力，恭亲王奕訢甚至为此草拟了《西巡章程十条》的方案，不过后因条约签订，群臣上书回銮北京，以安民心，本就优柔寡断的咸丰皇帝才放弃了迁都的打算。

　　第二次是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日军击败北洋水师，陆军从东北和山东登陆，北京城内地动山摇，迫不得已之下，清廷决定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引起了全国愤慨，康有为等一众举人进行公车上书，要求拒签条约、迁都再战等方针，而迁都的首选就是西安，可惜最后合约还是签了，迁都没被清廷重视。

　　此后康有为借此崭露头角，并成功让光绪皇帝动了迁都西安的打算，企图通过变法富国强民，迁移国都，减弱慈禧顽固派的影响，可是变法失败，迁都之事第三次被束之高阁了，第四次则是庚子西狩的时候，慈禧带着光绪等一众人一路跑到了西安，不少随行大臣都建议定都西安，最后慈禧还是决定回去北京。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就是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岌岌可危，宣统皇帝退位在即，时任陕甘总督的升允上书请求迁都西安，可宣统当时年仅六岁，管事的隆裕太后也没有慈禧那样的手腕和魄力，被袁世凯吓一吓就急忙签了退位诏书，迁都西安的建议也就这样彻